作者：顾行伟 来源：新民晚报 
    

    枣梨之辈，先前是文化人的代称。南浔小莲庄嘉业堂主刘承干在当地列为“四象八狗”之位，从藏书到刻书，虽聚聚散散，却也在书界留名，鲁迅先生还送了他一个“刘傻子”的雅号。从经商到从文，清末民初，西学东渐，不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华丽的转身，用当下的语言谓之“文化产业”，历史地看：实业的发展在反哺着文化的发展。连张元济这样一个早先的政界人物，因追随翁同龢辅佐光绪帝改革，支持康梁变法，被慈禧革职开缺，永不复用。沦落故里、沉寂数日，便又张罗于商务印书馆，成为中国出版界的翘楚。此举是否有鲁迅的弃医从文以唤醒国民麻木的灵魂之痛感，姑且不论，但商务印书馆却是中国出版界的先驱，由此奠定上海出版界为全国出版基地的地位，张元济位居先锋与旗手实乃当之无愧。
    

    文化何以能开派，自然和风水有关。这风当是风气，这水当为水土。风气是人文，水土是地域。鸦片战争，更确切地说是场白银战争。列强分割，开埠通商，西风东渐，让闭关锁国的国民知道自康雍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。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崛起，伴随经济的扩张和文化输出，西学与国学交融互汇，冲撞激荡，以至于后来的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开设裸体写生，竟遭军阀孙传芳的追杀，理由是“有伤风化”。上海作为率先开通的五大商埠，弹丸之地，西学的渗透与国学的抗争，客观上的交融互汇，形成了“码头”效应。走一走、看一看是当时大部分国人的心态，有识之士，有才之辈，便立身码头，一试身手，成为众多豪杰英才聚首比试的平台。如果说康乾盛世，皇城根下产生“乾嘉学派”，徽商崛起产生“桐城派文学”，再往前推大明盛世，古都扬州聚生“扬州八怪”，开埠后的上海产生“海派文化”也就可以理解了。谓之于码头，皆为各路过客，自然不问出身，西方的、东方的、现代的、传统的将旧文化格局打破。这种格局化的秩序一旦消失，其自由度和宽松度大为呈现，海派文化的包容性也就成其特征特色了。谁将海派文化演绎为上海人的文化，那是一种误读，也是一种无知。
    

    上海谓之出版基地，出版界的半壁江山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。一方面有一批像张元济为代表的宫廷学士因时局动荡而下海从文，一方面西学登陆，具有先发效应。大批文化人从还没有打破的格局化的秩序中出走，闯荡上海滩，这在二十世纪初形成高潮，客观上成就了海派文化的坚实基础。今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画集，是文化苦旅的屐印，令人不可思议，如此众多的丹青妙手，不乏当今中国画的巅峰人物，居然却出自出版界。透过纸上烟云，掸去历史风尘，这些上了年纪的画家当年都是在二十世纪初闯荡上海滩的，其中很多人鬓发如雪，乡音未改。文化码头上，太多的过客来去匆匆，随离岸的客船，一声长笛而永别码头，坚守下来的便像那沙漠中的胡杨，都独立地支撑起一片绿荫。
    

    解读是需要时间的，有的甚至于用一本书都难以解读透彻。只能匆匆照面认识一下吧。
    
    钱君匋，素有“钱封面”之称，三十年代鲁迅、巴金的名著装帧出自他手，他的篆刻、汉简书法、绘画及文物收藏皆成大家，连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书印都请他操刀镌刻。
    
    程十发、刘旦宅、贺友直诸位画坛大家，开派人物，当年在上海都以连环画（小人书）谋生，程十发的“云南人物”、刘旦宅的“古代人物”、贺友直的“白描人物”，在画坛上确立了无可撼动的地位，直至今日，他们仍谦卑自称是出版社画连环画出身的。
    
    施大畏、韩硕、丁筱芳的人物画通过夸张变形，从色块、线条、结构的变化起伏解析人物，追求视觉冲击，将中西技法融于一纸，反映了年轻一代独辟蹊径，再创自我的勇气与胆识。
    
    车鹏飞、江宏的山水画从先前的疏松旷达到今日的缜密灵动。卢辅圣独特而娴熟的诡异，林曦明酣畅而明快的诗性，龚继先浓墨重彩的写意，颜梅华工写兼备的繁华，都自成一路，以鲜明风格为世人接受，为同行赞许。
    
    方去疾、高式熊的书法，其篆书，老辣灵秀，其行书，厚重清美，其隶书，重金石气，存汉韵味，二家同又是金石高手，风格各异，各领风骚。
    
    刘小晴、方传鑫、戴小京、胡传海等新一代书家，以其扎实的功底，走在风格蜕变的过程中，为书法技艺的自成一家潜心瀚墨、书写春秋。
    
    这里特别要一书的是版画家杨可扬先生，木刻版画是出版业的活化石，杨可扬坚守版画，题材和套色上弃旧图新、古枝新芽，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。
    
    因是匆匆照面，一掠而过，心存不安，有负诸位枣梨英才几十年含辛茹苦的付出，好在各家都有作品说话，藏龙卧虎在书画界早已成为铁律。天下谁人不识君，更多的让读者去鉴赏解读吧！
    
    （本文为《上海出版人书画作品集》序） 上一条:13届长春书市开幕 首日接待读者    下一条:小人书成就大收藏（图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