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犁暮年，我在他静谧整洁的书房，看到那些高高低低的书柜里，很多书都包着书皮儿。

　　书皮儿里包着的，除了书，还有人生的甘苦，岁月的沧桑。1956年以后，孙犁“十年荒于疾病，十年废于遭逢”，不能为文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他身虽“解放”，但意识仍被禁锢，生活中仅有的乐趣就是包书皮儿。

　　其实，在孙犁包书皮儿的年代里，我也在包着自己的书皮儿。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的藏书多半是连环画。在我住的那条大街上，在我幼儿园和小学的同班同学中，我拥有的连环画是最多最全的。我家床下，有两个大箱子，里面装满了连环画。这些连环画本来是无需包书皮儿的，但那时的书阅读率很高，弟弟、妹妹要看，邻居、同学要看，乃至弟弟的同学、邻居的亲戚也要看。一本书借出去，十天半个月后转回来，被三五个人看过，弄得不是卷了边儿，就是掉了皮儿，破损污脏，遍体鳞伤。母亲见我常为此事烦恼，就从厂里找来一些废弃的牛皮纸和统计报表，将家里的连环画逐一包上书皮儿。书皮儿上的书名，大多是母亲用圆珠笔写的。书写风格是她自己的，介乎颜、黄之间，字很大，很有骨力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母亲为我包书皮儿，不仅是在保护书，更是在呵护儿子那颗爱书的心。

　　渐渐地，我就自己动手包书皮儿了，并且形成了习惯。我喜欢用过期的挂历纸包书皮儿，量体裁衣，细折慢叠，把书衣弄得整整齐齐、熨熨帖帖。每学期学校发的新课本，当天回家都要包上书皮儿。转天上课老师检查时，总是夸我的书皮儿包得好。我不免沾沾自喜，私下里说：“无他，但手熟尔。”

　　上高二时，我的同学吴震薇发现我的数学较弱，就提出帮我补数学，发愿让我考上北大。同时，她也让我帮她复习历史和地理。尽管高考复习非常紧张，一天时间恨不得当三天用，我也没有放弃看闲书。我常去离学校不太远、开业不久的一家古籍书店，买的多为普及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。吴小姐每次都把我买的书带回自己家，用较薄的外文画报纸精心地包好书皮儿，转天再给我带回来。我从未亲眼见过她包书皮儿，不知道她怎么能把书皮儿包得那么可丁可卯，严丝合缝。据百度百科介绍，吴震薇小姐如今已是享誉大洋两岸的“世界杰出女性、海外优秀华人”了；但谁又会想到，少女时代的她曾那么精致、那么细腻呢？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末我结婚后，家里有了专门的书柜。妻子是学图书馆学的，又在书店工作。出于专业和职业的习惯，也为求书柜美观，更为方便我找书，她就把家里所有书的书皮儿都撤了下来，让它们通通露出了庐山真面目。从此以后，除了儿子的课本，我家的书再也没有包过书皮儿。到上世纪末，家里的书已经占了满满一层楼，而且一直以每年至少一千多册的速度不断增加，就是想包书皮儿也包不过来了。

　　然而，真正让我放弃包书皮儿的原因，还是社会的开放，文化的多元，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图书装帧的丰富多彩，琳琅满目。我们可以从千万种书封和书脊间发现，图书装帧已经成为交流与理解的艺术。在图书内容与读者之间、各种信息与观念之间、多种文化与视觉审美之间，设计者通过书衣游走、统摄，最终显示出地球的万千气象和人类的无限风情。

　　如此，优秀的书衣便公然成为一件绝美的艺术品。南京书衣坊工作室主人、两次荣获“世界最美的书”的设计者朱赢椿，就是一位著名的书衣设计师。南京的大藏书家薛冰曾说过，朱赢椿“常常是以为女儿做嫁衣的心情，来为图书做装帧的”。我出版过二十多种著作，其中在南京出版的《与时光同醉》、《七十二沽花共水》两种，就有幸出自朱赢椿的设计。书友们看了都说，这样的书，凝结着设计者对每一个完美细节孜孜以求的创意。它们那么温柔、可亲，除了让人阅读之外，还可以供人把玩。

　　我曾经编发过姜维群的美文《包书皮儿》，记得里面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我喜欢包书皮儿，甚至不论是什么书。只要它印成铅字，就有一种神圣的感觉。眼睛的直视流露心底的爱。然而，对手的触摸却以为是亵渎。然而，读书离不开手，于是书皮儿隔绝了亵渎，在心灵留给它一席圣洁的位置。这是一种钟情，也是一种爱。”对我来说，书皮儿以及包书皮儿的事，早已遁入历史的山林；但书皮儿里包裹着的爱，却将永远陪伴着我，温暖着我。

　　（来源：济南时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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