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小人儿书铺是津城的一道风景线，最多的时候，大街小巷几乎都有一两家小人儿书铺，其规模和格局大多相差无几：临街的铺面，门开着，一来为络绎不绝的小阅读者进出方便，二来尽可能地多放进些明亮的光线。店铺一般二十平方米左右，靠门一侧设柜台，柜台后面是一层层的书架，上面放满各式各样的小人儿书。柜台里站着掌柜。那时赁一本小人儿书看很便宜，一分钱看一本薄的，二分钱看一本厚的。交钱拿书坐到一排排的条凳子上去看，只要不关门看多长时间都行。

　　小人儿书铺当时成为城市的一大特色，无疑跟城市的历史发展有关。津城因海运而生河运而兴，“码头文化”是天津特色文化之一。津城没有江南古城书香的传承，也没有京城皇家文化的底蕴，因此通俗易通、简单明快，近似快餐的文化在津城最为流行。据了解，津城小人儿书铺的前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书摊，书摊之所以那时出现，跟当时一批志士仁人发起文化、工业救国有关。在他们的推动和教育下，许多青少年和妇女有了一定的认字能力，于是不满足于从别人那“听书”“听戏”了解历史故事，而是希望通过自己“看书”来增加知识，于是对应这层读者水平，半画半文的近代小人儿书问世。为有更多的读者，小人儿书一落地就扎根于市井民间，以既方便又便宜，很快成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新途径。其实小人儿书的名称，最初并不是因为给孩子们看才称之为“小人儿书”，而是指书里画着的图案很小，后来因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，而且他们成为主要读者，“歪打正着”原意逐渐发生了变化与转向。

　　追根溯源，小人儿书先于书铺出现，汉代的画像石、北魏的敦煌壁画等，由连续的画幅来描绘故事或人物传记，可以理解是连环画的雏形。魏晋时期的卷轴画已经具备了连环画的特点，大都是人物形象为主连续在卷轴画上出现，构成一定的故事情节，图旁配有简单的文字说明，与后来的连环画形式上十分相近。到了宋代，随着印刷术的广泛使用，连环画的形式由画像石、壁画向写本、图书转移。有插图的书本大量出现，插图的内容生动地表现了书中的精彩内容。明清时代，线描的插图大量涌现，章回小说中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，称为“绣像”，画每一回故事的称为“全图”。每回前面附多幅有故事情节插图的被叫做“回回图”。清末，连环画这一形式得到推广。1899年，上海文艺书局出版了石印的《〈三国演义〉全图》，这是第一部用连环画的形式来表现文学原著内容的作品。民国时期，连环画开始迅速的发展，此前连环画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，但称呼上不统一，南方称为公仔书、菩萨书、伢伢书，北方多称为小人儿书。这期间，上海世界书局先后出版了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岳飞传》的连环画书，题名上有“连环图画”，这是第一次用连环图画作为正式名称，这一叫法一直使用到1950年代，后改为“连环画”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连环画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，国内许多大的出版社争相出版连环画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当时出版了许多优秀的连环画，像《聊斋故事》等小人儿书，全是当时连环画中的精品。

　　那时的小人儿书铺对孩子们来说，是童年的乐园。极少的零花钱不够买喜欢的书，只够攥在手里到小人儿书铺租着看。小人儿书竟有那么大的魔力吗？确实如此，一幅画连着一幅画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故事，画下面用浅显的语言描述故事内容，只认很少字的小学生也能读懂。那时的小人儿书丰富多彩，不仅有中国文学名著，像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》《岳飞传》等，还有民间故事、神话传说、动物寓言、成语故事等等。当时许多名画家也参与小人儿书的创作，如刘继卣的《大闹天宫》、《武松打虎》，王叔晖的《西厢记》、《杨门女将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生死牌》，王弘力的《十五贯》、《天仙配》，刘旦宅的《李时珍》、《屈原》，程十发的《画皮》，戴敦邦的《红楼梦故事》、《陈胜吴广》，王亦秋的《杨门女将》、《兰亭传奇》。除此之外，贺友直、华三川等画家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， 极大丰富和提高了小人儿书的品质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，小孩们把小人儿书当作一种精神的享乐，在潜移默化中，完成了人生的启蒙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小人儿书铺还曾是个“阵地”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所占领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，大量革命题材的小人儿书进入这一领域。比如反映抗日题材的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平原枪声》《烈火金刚》《鸡毛信》等等，除了画的，还有影片翻印下来的，五花八门，数不胜数。

　　如今随着时间的流淌，小人儿书已被生活淡出，但它在城市发展中所做的贡献，不能抹杀。

　　（来源：天津日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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